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秦朝是以刑治国的,有人会有疑问,秦国不是以法治国,怎么成了以刑治国?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法为律,商鞅颁布的是秦律,这个秦律当中大部分是刑律,商鞅的治国思想就是,轻罪重刑,以刑去刑,不赦不宥,所以,说秦国以法治国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以刑治国。秦朝二世而亡,统一之后维持了十几年就灭亡了,有人归结为秦国的灭亡是以刑治国,真的是这样吗?写史记的司马迁对此事是怎么认为的?

除了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其他时代或者国家,刑法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秦朝灭亡是仅仅以刑治国,是有很大问题的,汉朝,唐朝也有刑律,为什么汉朝、唐朝统一维持时间比秦朝长的多?有人说,秦朝灭亡是因为严刑峻法,刑法太严苛了,后来朝代的刑法,有诛九族的刑罚,比起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唐宋明清四朝,也比秦朝统一时间长的多,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看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这段对秦始皇的总结很长,意思无非有两点,一是不行王道,严刑峻法,二是统一六国,取得天下之后,依然不改统治方法,也就是取国与守国用的同一个方法,司马迁在这里做了假设,如果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用商周的办法,即使后面有荒淫骄横的君主,也不至于灭亡。司马迁说,秦始皇死后,秦二世有改弦易辙的机会,但他延续秦始皇的暴政,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朝只能速亡。

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当中也提到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根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意思是,固守国家依靠的是险要地形,国家得到治理依靠的是武力与刑法,但这些还不够,先王把仁义道德作为治国固守的根本,把政令刑法作为辅助,难道这不是治国的正确做法吗?在这里,司马迁认为,治国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根本,政令刑法只是辅助,武力是前两者不凑效的情况下最后用的,秦朝违背这个治国规律,把法令刑罚作为治国主要手段,把武力镇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常用方法,导致了民怨沸腾,遍地起义。之后司马迁引用贾谊的《过秦论》全文,对陈涉世家做了结尾,司马迁是赞同贾谊的《过秦论》的说法的,《过秦论》里有一句话很有名,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朝没有施仁政,没有实行仁义道德治国,所以迅速灭亡。那么,我们要问,秦国究竟是怎样施政致使民怨沸腾?究竟以何种做法才能长治久安?

秦国的治国方法发生巨变,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我们看看史记商君列传是怎么记载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意思是,把所有的百姓以什伍单位编制起来,犯了罪由官员连坐处罚,有行为不轨的人,知情不告处以腰斩,告密与斩首敌人的奖赏相同,藏匿行为不轨的人,跟投降敌人处罚相同,也就是说,所有的百姓都被国家严密控制,通过厚赏与重刑使百姓成为军事扩张的工具。商鞅有个朋友叫赵良,有一次商鞅向赵良夸耀自己在秦国的政绩,赵良则说,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蓄祸也,意思是,担任相国不为百姓办事,大造建筑工程,这不是建立功业;在太子的师傅脸上刺字,用严刑峻法致伤致残人民,是积累怨恨与灾祸,赵良说的是事实吗?确实是的,商鞅有一次在渭河岸边处决犯人,一下子杀了七百人,渭河的水都染红了;秦国的百姓开始批评法令不好,后来说法令的好处,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这些人都是作乱的乱民,把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偏远地方,之后就没有人敢议论商鞅的法令了,说法令的坏话要处刑,说法令的好话也要处罚,总之,就是要剥夺你说话的权利,他商鞅追求的就是鸦雀无声,都给我闭嘴。后来韩非总结他的经验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些发表议论的儒生,带剑的游侠,都是国家的蠹虫,必须去除,要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家,就必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在这个理想国家里,只有法令可以读,只有执法官员能做老师,只有上战场砍敌人脑袋,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秦始皇和他的大臣李斯对韩非的理论深信不疑,统一六国之后完全照做,《过秦论》是这样记载的,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锐,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把文化书籍全部毁掉,实行愚民政策,把名城毁掉,把有威望的人士杀掉,把兵器全部收缴,铸成十二个铁人,实行弱民政策,再把百姓征发过去,用来修长城、宫殿、驰道,把商鞅、韩非的理论学说贯彻到底。

秦始皇、秦二世在实现理想的同时,也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监狱,那些修长城,宫殿的人跟今天的劳改犯没有什么区别。当百姓忍无可忍,起义在大泽乡爆发了,仅用三年时间就把不可一世的秦朝灭了,咸阳的宫殿被烧掉,秦始皇的后代被杀光。为什么会这样呢?秦朝不允许百姓有权利,不允许百姓有私人空间,不允许百姓自谋职业,只能做秦朝的工具,只能为秦朝卖命劳动,生是秦朝的人,死是秦朝的鬼,凡是违背这个这个目标的,等待的只能是酷刑,腰斩,车裂,断足等刑罚非常常见。这样一来,百姓不满的怒火暗地里积累,等到陈胜振臂一呼,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用树杈做兵器,用竹竿做旗帜,就这样的一支军队就能把秦朝灭了。所以,秦朝的灭亡,是因为不给百姓说话的权利,不给百姓个人空间,不给百姓自我劳动生产的经济权利,把全国的众多百姓逼上绝路,导致百姓批起命来推翻秦朝。

秦朝灭亡之后,刘邦登基称帝,秦朝的教训太深刻了,他意识到可不能这样逼老百姓了,一改秦朝的做法,可不能再折腾了,实行休养生息,之后的吕后、文帝、景帝一脉相承,奉行无为而治,使经济逐步恢复过来。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这样做最后总结,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哉?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意思是,战国晚期到秦朝,老百姓已经折腾得够呛了,秦朝还是不改做法,反而严刑峻法,这不是很荒谬吗?所以汉朝兴起,面对这种局面改弦易辙,不让老百姓辛苦疲累,这才符合天道啊。

史记和《过秦论》反复提到先王之道与商周事迹,这个先王之道,我们很多人理解为以德治国,直到我们现在还提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汉朝吸取秦朝教训,实行德主刑辅,明德慎刑,其实,德治是形式上的,本质是给百姓说话的权利,让百姓学习道德文化,给百姓足够的私人空间,让他们自己管理好自己,把社会评价权及舆论权交给百姓,国家对百姓不做过多干预。秦朝的败亡,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自以为把百姓说话的权利都剥夺了,就没人说自己坏话了,自认为把百姓携带武器的权利剥夺了,就没人反抗自己了,真的到了民怨沸腾的时刻,一根木棒就能把秦朝干翻。

那么,怎样处理好政权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呢?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社会地位上,百姓第一,政权第二,君主最后,把地位摆正,是处理好政权与百姓关系的第一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其次是给予百姓罢免君主的权利;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施政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根据民众好恶来处理政务。可以说孟子的主张,是处理政权与百姓关系的最佳方法,只有践行其主张,才能得到百姓支持与拥护,政权才能固若金汤。

秦亡的教训给我们今天的人们有什么启发呢?实行以德治国,就是保障百姓的各项政治及经济权利,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素质,把社会评判权及舆论权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管理好自己,给他们足够的私人空间;实行以法治国,就是对贪官污吏依法严惩,对于官员行使权力严格监控,杜绝贪腐与滥用权力,使官员真正对百姓负责。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