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偶然翻到一个案子，31岁的女律师薛辉伪造证据涉嫌伪造证据案。因本案是律师犯罪案件，所以本人难免要谈谈。
根据网络资料，简单回顾案情：
据检方指控2006年11月17日，律师薛辉为了使涉嫌犯罪的嫌疑人陈书成逃避法律制裁，在海淀区看守所外，引诱被害人辛某书写了其与陈书成互不知道对方年龄的虚假材料，并将该虚假材料递交给承办民警。后在薛辉的提议下，陈书成的继父陈九金和弟弟小帅伪造了辛某案发时年龄超过14周岁的身份证，由薛辉递交给陈书成案件的承办检察官。
检方指控薛辉的行为构成伪造证据罪，陈九金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
开庭时，检方宣读了陈九金的证言，他表示，是薛辉提议让他们做个辛某的假身份证，最好做个十七八的。陈九金的小儿子也作证称，薛辉让他们不要和警方说实话，也不能说主意是她出的。
薛辉也在庭上表示自己没有让他们伪造身份证，辛某本有一张18岁的假身份证在陈家，她让陈家送来，不过是想以该身份证证明，陈书成在与辛某发生关系时，不明知她未成年。
在此，先来看看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也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关于被害人辛某书写其与陈书成互不知道对方年龄的虚假材料时，辛某是否已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超过18岁，如果其已经超过18岁，并且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因为薛辉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威胁或胁迫，仅有其所说的引诱，并且对此项“引诱”应当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否则，其书写的材料应当认定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辛某没有超过18岁，或者其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书写材料的时候应当由监护人陪同，并且其监护人应当在书写的材料上签字。
根据辛某对警方的陈述，“她出来打工和陈书成谈过朋友，2006年，听说陈书成老家给他找了对象，让他回家结婚，她很生气，就把陈告了。后来陈家找她写虚假材料时，因为考虑到和陈还有感情，她就同意了。
“薛辉把我带到看守所，在看守所外面，让我写了一份和陈书成自愿发生性关系，并且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年纪的证明，我写了一半薛说不行，她写了一份让我抄，然后交给了警察。”辛某在证言中称。”
由此可见，是辛某自己考虑到和陈还有感情，同意写材料，是其同意写材料，并且如果他报案时已经超过18岁，“辛某很生气，就把陈告了”，那么他对其虚假报案应当负刑事责任。另外，在实际办案中，当事人往往不知如何书写材料，求助律师，律师给予知道是理所应当，但是律师的指导往往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此材料由于是当事人自行书写，不能认定为虚假材料，本人认为薛辉如果因此被指控伪造证据，伪造虚假材料，实则冤枉至极。
其次，关于薛辉指使陈书成家人等伪造身份证事宜，作为代理律师，薛辉律师理所应当知道，如果发生关系时，双方互不知道年龄，犯罪嫌疑人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最大限度的减轻犯罪。但是，如果仅凭薛辉提交的“假”身份证，以及其他涉案人的证言就说明薛辉犯有伪造证据罪，薛辉实在冤枉。
1、制假的身份证，需要照片，以及身份证号，而这些，在被害人辛某不亲自提供的情况下，制作有一定难度，并且从现有证据及他们的陈述来看，“假”身份证并不是由薛辉制作，而是由陈书成的家人或者被害人辛某制作，所以，从客观方面来看，“假”身份证不是薛辉制作，从主观方面来看，指控薛辉制作“假”身份证的证言均出自陈书成的家人，并且，仅凭证人证言定罪难以令人信服，需要有其他辅助证据，比如短信，或者电话录音等证据，所以，如果证据不足，法庭不应当认定薛辉有罪。
2、其次，提交“假”身份证的目的，律师已经说明，即“为了证明陈书成与辛某发生关系时不知辛某未成年”，结合辛某的陈述，“她出来打工和陈书成谈过朋友”，既然辛某已经在外打工，她完全有可能伪造虚假的身份证，否则工厂有可能对其不予接收。由此，因为陈书成与辛某是在打工时谈朋友，陈书成完全有理由认为辛某是已成年，重要的是，均是在辛某自愿的情况下发生关系。所以，即使没有“假”身份证，也有可能认定陈书成是不知其未成年的。并且，综合分析，“假”身份证是辛某自己伪造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由此分析，对于法院最终认定薛辉律师“犯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有待商榷。
对于此案，本人疑惑重重。法治当然在进步，但是，法治进步路上的牺牲者们，我实在说不出“感谢”二字，比如，以前的冤案赵树海、杜培武等等，一个人一生中一段时间的黑洞，或长或短，但是，总会给人生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些甚至是灭顶之灾。
请注意，因本人并未查阅卷宗，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本文如与事实不符，仅代表个人看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