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告状：拷问失信的农民工

周立太，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以多次代理农民工打赢官司而被称为“平民律师”。但与此同时，一些缺乏诚信的农民工在获得赔偿后，不支付律师费便悄然离开了这位“平民律师”。忍无可忍的周立太于2004年2月27日，以状告其农民工代理人的身份坐在了原告席上，向对方追讨“自己的工资”——律师费。

为农民工维权闯出名气

“我在十多年前也是一名打工仔，一个月只挣25元。”周立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1956年出生于重庆市开县五通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仅读到小学二年级，之后的经历是参军、务农、打工，“在砖瓦厂打工的这段经历给了我很深的人生印迹，工友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个月，连那点儿微薄的工资都经常不能如期拿到，因而便有人铤而走险，致使小小的砖瓦厂中常常上演棍棒砖头飞舞的闹剧。我想，难道不能用一种正当的手段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吗?”因此，他通过自学，啃下了一本又一本厚厚的法律书籍，1986年他考取了律师资格，成了一名律师，并于2001年6月在重庆设立了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

1996年5月1日，周立太接受重庆开县南门镇清泉村农民徐克钊委托，为其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徐昌文和儿媳在下班途中被一香港货车撞死一事打赔偿官司。这场官司历时5个月，经过周立太的努力最终使其获得了33万元的赔偿金，包括香港车主赔13万元、徐昌文所在工厂赔10万元、社保局赔10万元。此案的胜诉开创了全国因交通事故而获工伤赔偿的先例。

1997年初，周立太接受四川资中县民工彭刚中的委托，为其代理工伤赔偿案件。彭刚中在深圳宝安区一家工厂务工时不慎被机器夺去了一只手。此案历时两年多，周立太使其获得了17.2万元的工伤赔偿，而此前，深圳各工厂里工人失去一只手能够获得的赔偿仅有33101.25元，这起案件纠正了深圳以往错误的工伤赔偿计发基数，并创中国假肢更换费一次性支付的先例。

周立太多年来所办理的一系列中国弱势群体的案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996年至今，周立太先后受理了近5000件涉及工人维权的案件，涉及广东、湖南、青海、新疆等26个省区市，而他的律师事务所受理的经济案件一年也不到10件。

满腔热血换来屡次冷漠

由于周立太面对的当事人大多是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所以在他代理的案件中，有3000多件都采用风险代理，他和当事人约定：只有在案件胜诉并且执行完结后，当事人才向他支付律师费。不但如此，其中还有200多名残疾人因为生活无着落而被周立太收留，他们都是案件委托人。在深圳期间，周立太与他们同吃同住，教他们学文化、学法律，鼓励他们坚强地活下去。然而，这些让他同情、令他牵挂的打工仔中，却有161个赢了官司拿了钱后，一分钱代理费不付就杳无音信，让他的一腔热血屡屡遭受沉痛的打击。

周立太告诉记者：“我的第一个当事人彭刚中，在法院执行庭拿到17.2万元工伤赔偿后，连生活用品都没拿就离开了我。他胜诉后应该支付我近2万元代理费，但是我至今都没有能够再见到他。他甚至还欠着法院执行庭的3000多元执行费。”

“因工伤失去一条右腿的吴凤春和我生活了3年多，我帮他打赢了官司，他领到了16万多元的赔偿款，而后他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周立太说。

1999年底，21岁的陕西安康人张大云获得了25万多元的赔偿后，招呼也不打就离开了周立太。周立太说：“那时快过年了，我本想那个官司完结后，能有2万多元的代理费，可以解决我和40多名残疾人的生活问题。但是没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那天，周立太独饮了一瓶白酒，差点醉死在深圳街头。

周立太后来给张大云的家里打电话，家人称她没有回家，再后来，她家干脆把电话号码换了。

青海西宁人米国栋于1988年发生工伤，厂家一直不肯赔偿，他看到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周立太为农民工打官司的事后，坐着火车来到四川达县，又到开县，再到深圳，请周立太去西宁为他打官司。米国栋总共支付周立太几千元路费，周立太去了3次西宁，花了1万多元钱，最终米国栋得到了45万元的赔偿。按照风险代理协议，米国栋应向周立太支付5万多元代理费，但当周立太联系他时，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后来就变成了空号，再后来连他的住房都换了主人。

据周立太统计，从1996年至今，已经有161个工伤索赔的当事人没有向他支付律师费就消失了。年年拖欠律师费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的正常运转。周立太说：“现在我们还欠2003年的税款91945.93元，拖欠所里律师去年的工资7.5万元、银行贷款9万元、私人借款16.8万元。作为一个专为他人维权的机构，自身的权利却遭受到极大的侵犯，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忍无可忍状告农民工

在第161个当事人——刘朝正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时，周立太终于忍无可忍了。

刘朝正是重庆合川市三汇镇元镇村农民。2002年9月，他在重庆华秦煤矿工作期间因炸药爆炸受伤，渝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经鉴定…

回想“赖账”的其他160个当事人，周立太决定从刘朝正开始，为自己维权。[page]

2004年2月27日开庭那天，旁听席上座无虚席。30岁的刘朝正出庭应诉，他向法庭陈述了他拒付律师代理费的原因：在做第二次伤残鉴定时，周立太没有主动通知他，后来也没陪他去。在鉴定为二级伤残时，周立太为他起诉的索赔金额是35万元;而后来鉴定为一级伤残时，周立太却将索赔标的降成32万元(一级伤残的赔偿金额应比二级伤残高)。刘朝正说，从这一点来看，周立太并不是全心全意在为他服务，未尽到代理人的职责。另外，刘朝正认为：他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个稳赢的官司，再加上他还预交了1000元费用，对律师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风险。他认为这不是风险代理，并要求周立太出示收20%代理费的法律依据。

周立太对此反驳：律师是代理当事人的法律事务，而非“陪伴”和保姆。刘朝正提到的第二次鉴定是对方申请，法院出面委托法医部门鉴定的，这是法院的直接行为，律师是没有权利和义务参与的。起诉标的改变，是法院开庭审理两次之后，根据刘朝正工资标准算出来，才改变金额，目的是让法官据实裁决。作为风险代理，律师肯定要为当事人作最大限度的争取，因为律师费的多少取决于当事人实际得到的赔付。至于收费依据，周立太出示了重庆市物价局和司法局制定的《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律师服务指导性收费标准》，说明双方属协商收费，有法律依据。

在法律辩论阶段，刘朝正始终重复着一句话：反正你没有尽到委托代理的责任!庭审直至中午才结束，当法官主持双方调解时，周立太说：鉴于刘朝正的态度和不诚信，他不愿调解。法庭宣布择日宣判。

弱势群体也应强调诚信

周立太说，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大家都很关注，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律师的权益有时候也得不到保障。通过这起案件，周立太建议，案件赔付金应该打入律师事务所的指定账户，再根据合同返还当事人。这样既保证了律师能收到代理费，也保障了国家税收，还会对当前正在着手建立的社会诚信机制起到促进作用。周立太希望，民工在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应当学会诚信，如果拖欠律师代理费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律师只有放弃受理农民工维权案件，这样对农民工更加不利。

尽管有些不诚信的农民工让周立太心酸、心碎，但他仍对记者表示，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这条路上，他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周立太说，“中国的工伤赔偿问题，在最近几年里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从我代理的当事人的诉讼看，有很多工厂原本分文不赔的案件，通过几年的艰苦诉讼，都取得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劳工权益保护问题仍很艰难。由于工伤案件常常存在着取证上的困难和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耗时较长，工作量大，几年辛苦的诉讼下来，我的当事人得到了相应的赔偿，而我得到的却是当事人的不辞而别。我作为律师，收取律师费，既合情，也合理，更合法，因为律师既无财政保障，更无社会保障，但律师也要生活，而且至今仍有多名未结案的伤残员工与我同吃同住。然而一些伤残员工获得赔偿款后就逃之夭夭，真让我感觉到万般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