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奥拓与行人案”一审判决的不同意见(二)/邵军

对“奥拓与行人案”一审判决的不同意见（二）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吴军发（行人曹志秀）等诉被告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2004）年宣民初字第04270号《民事判决书》中称“本院认为：…根据曹志秀、刘寰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其二人应负事故同等责任，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1]。
本案发生在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左右，北京市南二环路菜户营桥东侧。即媒体予以高度关注的“奥拓撞行人案”。
从以上判决看，本案独任审判员柴虹的思路是：首先确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然后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

一、负事故同等责任，承担该案损失的60%，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精神的误解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该交通事故认定的原则是过错原则在交通事故认定中的体现。
为了实践《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是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它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一部分人使用其中的七十六条进行关于机动车与行人事故的认定的做法混淆了“交通事故责任”和“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概念，因而是错误的。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以“（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为桥梁，通过“（七十六条）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通过“（七十六条第二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体现《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立法精神。
所以，本案的判决中，独任审判员柴虹在作出双方各自承担同等交通事故责任的结论后，由于我们国家“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尚未建立，即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的规定，取奥拓车“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金额为零，然后，依据“（七十六条第二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判决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承担该案损失的50%。
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自然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判决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承担该案损失的60%，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精神的误解。

如果柴虹是因为面对“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尚未建立的现实，要把“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体现在审判活动中，从而在认定双方各负同等交通事故责任的前提下，要求刘寰承担事故损失的60%，那么，柴虹的行为，很明显是将有关部门从《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到实施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未依法建立“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行政不作为后果，强加于刘寰。就更是不应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刘寰没有代人受过的法律义务。

二、关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以人为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相关法律条文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超出法律规定增加对死者方的赔偿，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的误解。



2005-2-28



参考资料：
[1]、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吴军发等诉被告刘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2004）年宣民初字第04270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