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男孩左肾“失踪” 医疗鉴定否认失误

一个叫杨易的8岁男孩，4岁时做肿瘤切除手术，还没下手术台就被医生判了“死刑”——只能再活3个月。然而，当他与病魔顽强地抗争了3年之久后，本已渐渐 恢复，并背着崭新的书包兴高采烈地迈向课堂时，却又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肾“失踪”了。杨易的肿瘤复发，右肾病变，病情再次急转直下。

　　旷日持久的医疗纠纷被一拖再拖，杨易的父母9年来没日没夜拼命工作挣下的十几万元积蓄也付之东流，债台高筑的家庭已无力再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令人揪 心的是，在漫长的等待之中，杨易的父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慢慢地耗尽自己最后的生命。而就在眼下，时间和生命正如滔滔的洪水一般在杨易的 体内无情地流逝着……

　　男孩四岁被判“死刑”

　　在石家庄市郊，有一个都市里的村庄，叫东简良村。这里居住着许多外地来省城打工的家庭，四川籍的打工者杨选国、易泽均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家。

　　今年刚31岁的杨选国是重庆人。1991年，他和妻子一起来到石家庄打工。1992年5月5日，一个弱小的男婴降生了，取名为杨易。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吧，杨易一生下来就多病多灾。

　　到了4岁头上，杨易也不长个，身高只有85厘米，大大的脑袋顶在瘦小的肩膀上。他从小就厌食、腹胀甚至呕吐。

　　1996年11月23日，杨选国抱着杨易来到河北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做检查，经过B超和CT检查，医生得出的结论把杨选国夫妇吓坏了———在杨易的左侧腹膜后发现了肿瘤，初步认定为畸胎瘤。

　　12月5日早上8点，小杨易被推进了手术室，接受“腹膜后肿瘤切除手术”。手术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多才结束。主刀医生走出来，对杨选国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孩的生命不长了，顶多再活三个月，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

　　杨选国的脑子“嗡”的一声，呆在那里，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主刀大夫解释说，当她切开孩子的腹腔，发现情况不对，肿瘤是恶性的，已经转移到几十个淋巴结。

　　手术后经过病理切片检查，医生确诊孩子得的是一种名叫“神经节母细胞瘤”的恶性肿瘤。这时杨选国已花了近3万元的医疗费，已经拿不出钱来继续住院治疗，参与手术的主治医师写了一张化疗方案，对杨选国说：“没钱就回家吧，愿去哪儿治就治去吧。”

　　散尽家财拯救生命

　　1997年1月1日元旦，杨选国夫妇怀着悲痛的心情，抱着被判“死刑”的小杨易出院了。杨选国开始变卖家产，总共卖了四五万元，全用于给孩子买药治病。[page]

　　可是，当杨选国买回化疗药品时，几乎跑遍了石家庄市内所有的正规医院，却找不到医生和护士给孩子做化疗注射。万般无奈之下，杨选国只得求助于东简良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他含着眼泪对医生说：“大夫，您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他才刚刚四岁啊！”

　　那位赤脚医生年过花甲，心地善良，他被杨选国的执着感动了，决定为孩子进行化疗。吊瓶挂在了杨选国家床头的墙壁上，针头扎进小杨易手背细小的静脉血管中，那含有剧毒化疗药物的生理盐水缓缓注入到小杨易的血液中，一滴，两滴……

　　在化疗的三天里，杨易反应强烈，不吃不喝，不断呕吐，连胃液都吐得干干净净，半个月内头发也全部掉光。一碗碗近乎黑色的浓浓的药汁，成了4岁的杨易每顿饭的“食粮”。

　　杨易表现出惊人的坚强，他能一口气喝下药汁而不叫苦，眼盯着针头扎进自己的血管而一声不吭。有时在深夜他想吐，为不惊动大人，他就悄悄地爬下床，一个人走到厕所里去吐。

　　直到1999年2月，小杨易终于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了。大夫告诉杨选国，孩子不用再化疗了，买点好吃的补补就行了。

　　1999年8月15日，杨易第一次到村里的小学报到了，老师还让杨易当上了小班长。

　　与病魔搏斗了将近3年的时间，小杨易以顽强的意志，打破了医生预言的3个月生命限3年来，杨选国靠卖盒饭为生，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杨选国心里盘算着：“等凑够了路费，就带着妻儿回到四川老家，务农种地，从此结束这艰难困苦的漂泊生涯。”

　　然而，就在此时，又一件让杨选国万万没想到的事件发生了，一场更大的灾祸慢慢向他一家逼近。

　　左肾突然离奇“失踪”

　　刚刚兴高采烈迈进小学课堂的杨易，仅仅上了8天的学，就被迫休学了。他的双腿疼得非常厉害，开始出现尿频、尿急、呕吐、间断性高烧等反常症状。实际上，这几年杨易就总是浑身没劲儿，他的身高虽然增长到1.2米，但体重却只有48斤，羸弱不堪。

　　1999年8月20日，杨选国带着杨易又一次来到省二院做B超检查。做B超的大夫反复在杨易的腹部扫描，却始终没发现孩子的左肾。

　　10月8日，杨选国用三轮车推着杨易来到河北省人民医院做了腹部彩色B超，这家医院在报告单“超声诊断”栏上写着：“1、右肾未见异常；2、左肾未探及”。

　　此后杨选国又分别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河北省人民医院做鉴定，鉴定结论都是“左肾缺如。”[page]

　　省人民医院的影像专家向杨选国解释说：“所谓‘缺如’就是没有的意思，要么是先天缺失，要么是后天切除。之所以写‘术后？’，是指‘左肾缺如’不知是手术前就缺少，还是手术后切除的。”

　　11月4日，杨选国开始向河北省卫生厅申请医疗故事鉴定，一位负责人答复说：“你的申请不合程序，医疗鉴定必须先通过县、市、省三级鉴定委员会，一步一步向上走。”但是，如果杨选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要花五六个月的时间，对于一个患者来说是不是太漫长了？

　　打工仔告赢卫生厅

　　在一次次和医院及其上级卫生主管部门交涉未果后，杨选国决定状告省卫生厅。

　　1999年11月18日，杨选国向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省卫生厅“行政不作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要求省卫生厅立即督促省二院迅速作出医疗事故责任鉴定书，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组织省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进一步的技术鉴定。

　　为了挽救杨易的生命，让他能早日接受治疗，新华区法院很快就立了案。河北省冀立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孙伏龙出于义愤，也为杨选国免费提供了法律援助。

　　1999年11月30日上午8：30，石家庄新华区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备受折磨的小杨易由妈妈抱着出庭，目睹了这场打工仔与卫生厅之间的官司。

　　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原告律师孙伏龙说：“按照有关规定，上级卫生部门在接到医疗事故或事件的报告后，应督促医疗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调查处理。然而，时隔三个月，省二院仍未作出答复，早已超过了法定期限。”

　　省卫生厅的两位处长在答辩中说：“根据规定，此事应由区、市逐级进行处理，目前尚未进入由我厅受理的程序，在省二院未做出结论之前，不能直接向省卫生厅申请。”

　　1999年12月14日，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限被告河北省卫生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组织有关人员对原告杨易的医疗事故鉴定申请进行鉴定的职责。”

　　被告河北省卫生厅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上诉。作为外来打工仔的杨选国，终于告倒了省卫生厅。但是，杨选国一家人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这场胜利而发生转折。

　　医疗鉴定否认失误

　　2000年1月11日，“杨易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疗纠纷技术鉴定会”终于在石家庄银泉酒家六楼会议室召开了。[page]

　　这场马拉松式会议一直延续到晚上8点钟，在鉴定过程中，专家们虽然对小杨易的病历进行了鉴定，并听取了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外科主刀大夫的情况汇报，但由于这个案子影响太大，都不敢定夺，最终只得递交卫生部。

　　在医疗鉴定迟迟未出的情况下，杨选国已经等不及了，他说：“我必须告赢医院，获得赔偿，才能给孩子治病。”杨选国在律师的帮助下写好了起诉书，准备状 告省二院。在诉讼请求中杨选国提出：“判令被告承担致原告‘左肾未探及’的法律责任，赔偿医疗费、今后继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317万元。”

　　经过杨选国多次请求，今年3月1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同意受理杨易诉省二院一案。

　　与此同时，卫生部组织10位部级医疗技术咨询专家，根据河北省卫生厅提供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医疗技术咨询，并于3月31日形成了书面复函，专家的综合参考意见是：

　　“1999年11月5日腹部CT平扫片显示：左肾区已被结肠所占，肾窝内见一软组织影‘略呈马蹄形’体积小之肾皮质及肾盂，符合萎缩之小肾。原因可能 为术中剥离肿物困难、淋巴结沿血管清扫较多伤及肾血管(主要是肾动脉)或肿瘤病变导致肾血管栓塞(且术中见肾动、静脉已变白、拉长变细)所致。”

　　今年4月5日，河北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在卫生部的“复函”的基础上得出了大致相同的医疗纠纷技术鉴定，并强调：“根据病历资料、手术记录、病理检查结果等医疗文书，缺乏手术切除肾脏的证据。该医疗纠纷不构成医疗事故。”

　　在杨选国的律师的努力下，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杨易的病历等材料进行法医鉴定。

　　2000年6月21日，北京的法医鉴定文书终于得出了结论，认定“杨易的左肾属于萎缩，而非人为切除”，“从病历记载来看，手术中并无不当之处。”

　　但这份鉴定文书同时也指出：“我们在审阅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供的被鉴定人杨易的住院病历时，发现手术记录的术前诊断为‘神经母细胞瘤’，拟施 手术也是‘神经母细胞瘤切除病淋巴切除’，与整个诊疗过程病情变化和病历上其他记载项目(包括术前小结、麻醉记录)不相符。事实上，在手术之前，被鉴定人 杨易的疾病诊断并不明确，只是诊断为‘腹膜后肿物’，拟施‘经腹腔肿瘤切除术’。因此，不能排除该手术记录为事后补充或者修改。”[page]

　　鉴于此，2000年8月14日，杨选国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定部门，对医院记录的住院病历和手术记录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法院目前还没有作出答复。

　　孩子只能静静地等待？

　　近日，当记者来到杨选国家时看到，两间屋里简陋不堪，家中的一台缝纫机成了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杨选国说，他这几年什么小生意都干过了，卖过糕点、水果，开过小饭铺，卖过小吃、盒饭。但是，每月几千元的高昂的药费压得杨选国夫妇透不过气来。杨选 国说：“杨易由于做化疗，抵抗力低，即使是盛夏也不敢吹风扇。可今年1月的冬天，我们却只生了一个月的火，家里的煤烧完了，又买不起，屋子里就像冰窖一 样，杨易整天捂着露出棉絮的破被子，发着高烧。”

　　家里的一日三餐，顿顿就只有稀粥咸菜，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为了省钱，杨选国把烟酒都戒掉了。

　　杨选国说：“现在看病都是个问题，不只是钱的问题。现在每次看病，我都换人名，不是用我的名字、就是用他妈妈的名字，但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小孩杨易，不敢给他治疗和开药，他们都不愿意牵扯到这场纠纷当中来。”

　　今年的2月和4月，杨选国一连抽了两次血，每次200CC。他把自己的血抽出来，血液中心就可以交给他一袋同样200CC的B型血，这样不花钱就可以输到杨易的体内。

　　在孩子面前，杨选国夫妇并不回避他的病情，杨选国说：“孩子在三年前就已经死过一次了，他现在不怕死。”

　　1997年杨易在被抢救过来时曾经问爸爸：“这就是死的感觉吗？”杨选国含泪点了点头，杨易听后平静地说：“哦，我知道什么是死了。”杨选国问他：“你怕不怕死？”杨易说：“不怕，那么多人都死了，两只眼睛一闭，没什么事，还能少吃些药，省很多钱。”

　　说实在的，做父母的，眼睁睁看着孩子的生命一点点消亡、耗尽，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杨选国说：“这次打官司如果输了，我也不可能再上诉了，我没有钱，也拖不起了。我要抱着孩子回老家，把他的药彻底停了，看着他静静地死去。”

　　8岁的杨易有着一双忧郁而迷茫的大眼睛，大大的脑袋，瘦骨伶仃。他总是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看着这个他不能理解的世界。有一天，他用自己的沉默等来的，难道真的就只是静静的死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