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合同”不能取代法定义务

　　前不久，某军分区领导下基层调研时发现，所属一基层武装部为了解决民兵集中训练难的问题，想出了让民兵签订参加军事训练“合同”的办法，并将其作为检查民兵工作开展如何的量化指标之一。该领导发现后，立即叫停了这一做法，并对人武部领导提出了严肃批评。类似现象虽属少数，但其错误之处及可能影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不可否认，新形势下，由于受利益驱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难集中、训练难开展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探寻并采用一些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完全正确和必须的，但用“签合同”这类处理民事的方法，不仅是欠妥的，也是错误的。

　　首先，签订训练合同的做法有悖于法律法规。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我国《宪法》第55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的光荣义务。”这不仅对公民的国防义务和职责作了明确规定，而且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国防法》第22条也规定：“民兵在军事机关的指挥下，担负战备勤务、防卫作战任务，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兵役法》及《民兵工作条例》也对民兵的具体任务，应当参加的军事训练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可见，“参加民兵组织服预备役”是我国公民服兵役的一种形式。参加军事训练，则是服预备役的具体内容，是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重要体现，是民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采用“签合同”的自愿方式而不是履行应尽义务的强制方式，显然违背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

　　其次，民兵逃避军事训练应依法惩处，而非依合同约定承担责任。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了民兵逃避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如《兵役法》第61条规定：“预备役人员拒绝、逃避参加军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务，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履行兵役义务，战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兵工作条例》第43条也规定：“公民应当参加民兵组织而拒绝参加的，民兵拒绝、逃避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经教育不改的，由人民武装部提请民兵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或者提请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处罚，并强制履行兵役义务。”可见，民兵不履行应尽义务，理当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惩处，但如果由基层人武部等与之签订训练合同，如果违约，只能按照约定的条款处理。鉴于合同的民事性，承担的责任只能是民事责任，诸如赔偿损失、返还财物等，这无疑会使拒不履行兵役义务的相关人员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不会受到刑事和行政的处罚。[page]

　　再次，签订合同削弱了民兵的义务和军事机关的权力。合同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和相互信赖的利益基础上的，是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的约定。为此，出于自愿，民兵可以签合同，也可以不签;高兴就签，不高兴就不签;有利益就签，没有利益就不签。这无疑削弱了军事机关的权力，减轻了民兵参加军事训练的义务，也是有悖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

　　最后，民兵参加军事训练并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此可见，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不是合同。而人武部与民兵签合同，主体之一的人武部属于国家军事机关，另一主体是民兵，属于自然人，两者地位并不平等，属于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此外，合同的内容要求必须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而加入民兵组织、开展军事训练等内容不是货物运输、房屋买卖的民事行为，而是军事行为，这显然不属于合同法所涉及和调整的范畴。因此，与民兵签订参加军事训练的“合同”，无论本意如何，都是错误的，是必须制止和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