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视角看“农家书屋”

　　甘肃省首创的“农家书屋”，将在全国遍地开花。据《甘肃日报》4月25日报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甘肃省开展“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工作经验。

　　此前，据相关媒体报道，作为一项务实的惠民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被列为国家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之一，广大农民亲切地称之为“文化粮仓”。然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农民的“文化粮仓”，更是农民公共文化消费权的一个绝好注脚。从权利视角来看，“农家书屋”主要有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农民公共文化消费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之所以说是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谁最重要谁次之的问题，它们对于公民来说，同等重要。“农家书屋”首创于甘肃，这本身说明，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欠账可能越多，公民公共文化消费权的愿望越强烈。我们常说的“富了口袋富脑袋”，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并不是说只有“富了口袋”之后才想起“富脑袋”。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只有“富了脑袋”，才能“富口袋”。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对于农民的公共文化消费权，不能“说起来重要，忙起来就丢”，必须意识到，公共文化消费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能有丝毫偏废。

　　第二，保障农民公共文化消费权是政府的责任。在2005年的一次调研中，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发现了农民公共文化消费上的缺失。需求催生产品，公共产品也是如此，身负文化职能的新闻出版部门，对农民的消费愿望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应当积极应对，切实履行自身公共服务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说，“农家书屋”体现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一个服务型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公共文化消费权。

　　第三，法律是农民公共文化消费权最有力的保障。“农家书屋”从首创到全国推广，制度建设功不可没。无论是甘肃省编制的《甘肃省2008年农家书屋工程实施计划》、《农家书屋管理规定》，还是中央针对“农家书屋”制定的一系列文件，都是“农家书屋”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保障。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了“农家书屋”产权：“农家书屋”不管是政府提供的还是社会捐助的，都是无偿赠送给村民的，属于全体村民所有，捐赠单位和政府不占有这些资产。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农民公共文化消费权肯定会得到法律的最完备的“呵护”。[page]

　　第四，平等是保障公共文化消费权的基本目标。公共文化建设贵在平等，在发展初期，可以因地制宜、有所差别。但是，从长远来看，必须切实改变城乡之间文化资源不平衡现象，逐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农家书屋”的建设，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追求平等。如每个农家书屋可供借阅的图书一般在1500册以上，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还比如，甘肃针对多民族特点，专门制定了藏族和回族地区出版物配置目录。类似这些数量和多样化的要求，都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