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与国际贸易政策
汇率及其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经济活动扩展到国际市场的衍生
物，相应地也就产生了对这种衍生物的关注及研究，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
深化。
早期的汇率理论与国际贸易高度相关，这不仅在于汇率的形成由国际贸易
引发，更重要的在于汇率反映出不同国别贸易品的比价关系。人们意识到通过
汇率变动来调整这种比价关系，可以影响贸易流量、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差额，
从而影响本国产品的价值实现。于是汇率有可能变成一种贸易竞争的工具，特
别是在19世纪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被视为是积累货币财富的重要甚
至唯一的途径。奖出限入成为普遍的国际贸易政策取向，服务于国际贸易的汇
率制度及政策安排的研究受到青睐。
然而，这种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的汇率政策是难以持续的。20世纪二三
十年代金本位制崩溃后，竞争性汇率政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国际贸易本身，而
且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人们重新审视各国
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由于美元与黄
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固定汇率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制带来的汇率稳定成为
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进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意味着汇率稳
定与自由贸易具有互补性。也就是说，从国际贸易的视角观察，汇率的稳定是
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最佳形式是固定汇率制，并且是全球范围的。与此同
时，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也把汇率问题带入全球视野，汇率问题不再仅仅专属
于国际贸易范畴，而具有了宏观经济学的意义。从全球经济的视角观察，各国
经济是开放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取决于其内部和外部
的均衡，从而有必要采取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促进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政策，
汇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表明，固定汇率、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自主
性三者不可能同时具备，而只能从中选择两个目标，在当前依然存在民族国家
的情况下，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其前提，而日益发展着的国际资本流动又成为趋
势，这意味着浮动汇率制成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进而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首[page]
选。
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日渐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布雷顿
森林货币体系以特里芬难题为代表的内在矛盾的运动导致体系本身的瓦解，全
球性的固定汇率制为浮动汇率制所取代。对汇率制度安排的认识也由此进入一
个全新的层次，与此相关的讨论热烈起来，各种文献汗牛充栋。尽管全球大一
统固定汇率制已不复存在，各国有各自汇率制度。但是不同的研究视角带来了
不同的结论，汇率制度选择之争仍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政策层。就其争论实质
来看，其焦点在理论含义上，是把汇率制度视为看不见的独立的市场变量，还
是视为看得见的人为的政策手段;在政策含义上，是把汇率制度视为稳定和促
进国际贸易的手段，还是视为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手段。本书通过对汇率
的历史理论的考察，虽然不刻意但却揭露了关于汇率制度选择上的两难甚至多
难窘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问题的边界，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
也彰显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性。
汇率制度选择上的两难甚至多难意味着其选择只能是根据自身情况相机进
行，其选择标准只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这是否表明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随意的、无规律可寻呢?答案是否定的。总结世界各国的经
验，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选择倾向：一种是发达国家，其基本倾向是选择资本
的自由流动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例如美国、英国、日本
等;另一种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其基本倾向是选择汇率的稳定及货币政策的独
立性而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固定汇率制或钉住汇率制因稳定性高又备受关
注。
之所以出现汇率制度选择倾向上的这种分野，原因在于这两类国家经济发
展的差异性。经济史研究表明，工业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所谓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是指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先后之分。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赶上先进的发达国家，缩短工业化的进程，通常会
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实现非均衡发展，即期望通过产业结构的急剧转换来带动
经济的一维增长，其中比较成功的做法就是通过有目的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把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最大限度地纳入加速本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其基本[page]
举措就是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通过吸引外资建立本国的替代进口工业，进而为偿
还外资适时将已建立的替代进口工业转为出口导向工业。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
的依次转换既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克服了发展国家储蓄与外汇的双缺
口，从而将对外开放与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种工业化战略指导下，不
仅进出口与资本流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而且汇率制度的选择也被约束起
来。首先，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外汇管制是必要的;其次，为获得
稳定的进出口贸易条件，固定汇率制或钉住汇率制应当是首选的;最后，为了
扩大出口，外币的高估成为常态。
对发达国家而言，情况则大为不同。在工业化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克服
经济周期，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成为主要目标，而在促成宏观经济稳定
的内外均衡方面，汇率制度的选择也就有了新的考虑。首先，汇率是外汇的价
格，而价格的形成应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包括外汇管制在内的竞争限制被视为
是不必要的;其次，与此相适应，汇率应是浮动的;最后，如果为了避免意外
事件发生而需对汇率进行管理的话，这种管理也应是对浮动的管理，通常是对
超过浮动上下限的干预，而干预措施也通常是使用诸如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化
手段。
本书的架构均隐含着上述逻辑，对汇率制度选择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角度加以考察，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中各国汇率制度相机选择的研究出
发点。但是，不无遗憾的是，这一逻辑和历史的进程并未贯彻到底。举例来
说，本书关于阿根廷的案例，在笔者看来，其贸易政策与外汇制度的错配仅是
表象，其实质在于阿根廷未适时地将其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
再如关于日本的案例，在笔者看来，不在于日元是否应升值，而在于面对外部
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时应对不当，例如不宜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时持
续宽松的扩张政策。
汇率制度可以进行相机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机会主义的。与特定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汇率制度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经验表明，这
一变化的历程是：首先，在汇率水平方面，在将进出口与国际资本流动纳入促
进工业化的政策安排框架中时，尽管名义汇率由可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成本决[page]
定，但由于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其他部门对可贸易部门劳动
生产率的追赶，使其实际汇率具有长期升值趋势，表现为物价的相对上涨和名
义汇率的走强，并由此纠正外币高估的状况(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其
次，在汇率定价机制方面，由于将对外经济开放作为促进工业化的手段，尤其
是在出口导向政策的安排下，国际贸易盈余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差会使发展
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这不仅说明该国的宏观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内
外不均衡，而且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国际收支不均衡会趋向均衡化，其中之
一就是固定汇率走向浮动汇率(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实际上，我们从发展
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已经观测到这一现象，例如，亚洲“四小龙”
等国家(地区)汇率制度的变革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因此，从工业化的历
史长河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顺序的先后之分，预示着发达国
家当前的汇率制度安排是发展中国家今后的方向。
如果从更深层次观察，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的发展趋势不仅使各国相机抉
择的余地更小，还极有可能出现结合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各自的优点，形
成最优货币区的发展结果。事实上，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在全球投
资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已成趋势，反映在汇率制度
上，各国的货币政策开始相互协调，而以欧盟为代表的欧元货币区的建立和完
善又堪称典型。在区域内实行统一货币，而对区域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样
既可以减少不对称的需求或供给冲击效应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可因生产要
素在本货币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使本货币区域的宏观经济平衡机制更加完善。
欧元区出现的意义是重大的。长期以来，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涉及宏观经济
政策进而涉及国家主权而神圣不可侵犯，而欧元区的建立则打破了这一桎梏，
开创了汇率制度研究的新视角。欧盟各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增进了区域内
各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正是在欧元区成功经验的示范下，学术界和政策层关
于在东亚、拉美、非洲及北美实行自由贸易区，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最优货币
区的讨论日趋增多。相应地，人民币因其独特地位，在东亚最优货币区的讨论[page]
中又成为焦点之一。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安排因此也不再是国别政策问题，而成
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令人瞩目。
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汇率制度发展趋势的认识，本书从开放经济
条件下内外均衡的矛盾中展开，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因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
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详细列举了各种汇率制度面对外部冲击时的不同效
应，指出了最优货币区的优劣及形成条件，特别是回顾了中国汇率制度的历史
演进并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和可能的安排步骤。这些分析开阔了人们的
视野，为展望世界汇率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线索，也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拓
展了空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处于伟大的历史转变之中。这一历
史转变既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是体制模式的转变，两个转变合为一体，形成
了有别于以往其他各国经验的独特性，不仅备受关注，而且更需要理论指导，
其中汇率制度的研究和安排日显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种形势下，本书作为
引玉之砖，相信会使人们对经济全球沦背景下汇率制度的发展变化有更加清晰
的了解，并且促使人们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有更多深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