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拆我屋，何患无辞
当伊丽莎白·帕斯科(Elizabeth Pascoe)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聊起那段钉子户的往事，主题逐步由社会问题升级成医疗问题，“我想我的血压又要坐火箭了”。
这位奶奶级的反强拆英雄来自披头士故乡利物浦，2005年，她所在的社区因为一场道路拓宽工程进入强制购地程序(Compulsory Purchase Order，下称“CPO”)。5年间，英国“秋菊”申请司法裁决先赢后输，2010年她的住所被拆除。
拆迁悲剧不独发生在某些国家。伊丽莎白告诉本报记者，她的很多老年邻居不堪压力，丧命于“公共利益”。
本报记者从英国社区和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下称“DCLG”)获取的资料显示，当议会认定一块土地的再开发符合公共利益时，征地机构有权在私人住户拒绝协议转让的情况下强征土地。
仲夏夜的英国，奥运会是威斯敏斯特宫(英国议会所在地)眼中最大的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伦敦东区也祭出了CPO。即将入驻奥运村的各国健儿不应忘记，窗外的草坪曾经是吉普赛人的地盘，如今，这群“游吟诗人”连同他们的帐篷被清理出户了。
“他们就像秃鹫、土狼”
6月，英国民众沐浴在女王登基钻禧庆典的雨露中，与女王同名的伊丽莎白却要依靠药物来控制自己的血压。
2005年1月，伊丽莎白收到了CPO通知。这是一项涉及近400家住户的土地再开发项目。“一瞬间，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加入了。”伊丽莎白在反强拆之路上并没有踽踽独行，她告诉本报记者，即便大厦将倾，他们也要阻止这项判例落锤。
2006年，伦敦申奥成功的欢呼余音犹在，伊丽莎白赢得了法院的支持――裁决撤销此项CPO。三年后，伦敦高院改判CPO有效。
这场先赢后输的审判证明，少数人“勾兑”并决定多数人命运的拆迁游戏不会被逆转，就好像开进伊丽莎白社区推土机的车轮。
“欲拆我屋，何患无辞。”她对本报记者说，自己要打破的正是打着开发棕地(Brownfield)旗号动辄强征土地的制度惯性。
在英国的土地制度中，棕地是一个与新地(Greenfield)相对的概念，是指曾经有过开发行为，但由于可能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污染问题，被废弃或尚未被完全利用的土地。
伊丽莎白并不认为自己的社区利用不够，这位2003年还从利物浦大学拿到环境科学学位的老年大学生自己设计出了零拆迁的施工方案，依然未果。
站在伊丽莎白对面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发商、公务员，还有征地金融顾问。“这只是处于核心圈的利益绑定者，他们就像秃鹫、土狼。”她说，“实在是罄竹难书。”
如今的伊丽莎白依然住在利物浦，但远离黄金地段。她得到的拆迁补偿不足以支付自己的新居，于是和按揭公司共享产权。
“在我的余生里，每周都要多付80英镑。”她和本报记者算起拆迁账：新居18万英镑，拆迁补偿9万英镑，自己掏3万英镑，剩余靠贷款。
老来还贷绝不像老来得子那样让人兴奋，这还不算人身保险支出。“为什么要买保险?”伊丽莎白反问道，这是为了防止她死后按揭公司把她的孩子扫地出门卖房还贷，“房子是我的老本，可以供我的子孙上大学。”
奥运会拆迁队
波茨坦磨坊(普鲁士草民抗诉强拆维权的象征)只是法学教材的吉祥物，现实中，可能连几顶帐篷都没有容身之处。
2007年5月，一纸法庭裁决宣告了伦敦东区两个吉普赛人定居点将被“定点清除”的命运。因为，他们须给奥运村让地。和伊丽莎白案例一样，这也是一项CPO，涉及35个吉普赛家庭，执行机构为伦敦开发署(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尽管伦敦开发署表态将给这些吉普赛人提供新的居住点，但后者认为，这样近乎驱赶的行为有违欧洲人权公约。
奥运拆迁伦敦速度――从2005年夏天申奥成功到2007年夏天五大场馆用地拆迁完成，伦敦只用了两年时间。而根据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部的赴英考察报告，英国强制征购土地的平均时间是：规划征地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住宅征地4年，公用事业征地3年。
早在2006年5月，伦敦奥运交付管理局(Olympic Delivery Authority)即表示，在东伦敦奥运公园所需要的所有土地都成为公有之前，无法开始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针对东伦敦的斯特拉福德(Stratford)的306公顷土地(1公顷等于10000平方米)，当局同样部署了CPO。
截至2012年5月的数据显示，伦敦奥运场馆建设涉及到超过3000家商户和个人住户的拆迁。
土地开发流程
伊丽莎白所言“秃鹫、土狼”绝非耸动。2009年3月，一次奥运机构财务例行检查挖出了两只硕鼠――两名伦敦开发署的高级官员，他们负责购买奥运会公园所需土地，从补偿金中克扣了6000万~1亿英镑之间，这些正是上文中提到的斯特拉福德拆迁户的血汗钱。
伦敦开发署只是英国众多地方土地发展机构中的一个，这构成了英国土地开发制度中承上启下的一环。
自上而下，英国土地开发多存在四层关系，第一层为政府部门，即DCLG，第二层是全国性的土地再开发机构家庭和社区署(Homes and Communities Agency，下称“HCA”)。
“作为土地开发的政策制定者，DCLG为HCA提供资金支持。”HCA高级经理戴维斯(Robert Davies)告诉本报记者。
HCA在地区开发土地时，需要找到地区土地开发署合作，即为第三层。当生地变成熟地，作为土地开发终端环节的开发商登场。
在伊丽莎白的案例中，CPO执行者就是HCA和利物浦当地的土地开发署。
戴维斯向本报记者介绍，土地出售主要有三种形式：公开市场销售、延迟支付(开发商先建楼再付款)以及合作投资(地方开发机构以土地注入的形式提供与开发商等额的投资)。
拆迁补偿则由土地开发署发放，参照的是同类建筑的公开市场交易价格。当本报记者问起伊丽莎白对于补偿金额的看法时，她有些恼怒：“这些补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她说，一些老人因为拆迁丧命，补偿多少又有什么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