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恶不赦”与“八议”

　　“十恶不赦”和“八议”

　　公元549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密谋篡位的东魏权臣高澄被一名厨子暗杀。几个月后，高澄的弟弟高洋侥幸篡权，成为新皇帝，这个意外得势的枭雄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北齐。在北齐朝，审判机关大理寺正式组建。

　　自北齐创立以来，大理寺一直成为中央的最高审判机关，主审全国性的重大疑难案件，以及皇帝交办的和御史台、刑部共同审理的重大案件。大理寺还负责复核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对于京师流刑以下案件，大理寺可以直接审理;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审理完之后，不直接判决而上奏皇帝，由皇帝批准然后再判决执行。

　　公元627年，玄武门外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征战沙场多年的新皇帝管起国家来毫无武夫的莽撞之气，十分善于用人。这位新皇帝名李世民，史称唐太宗。

　　这天，左武侯大将军长孙无忌风尘仆仆地从边疆归来，守门校尉还没来得及通报，他就直接冲进了内殿。然而，这次日常觐见却给长孙无忌招来了意外的杀身之祸。校尉在他出门时突然发现，大将军的身上居然挂着一把尖利的佩刀。长孙无忌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疏忽犯下了“十恶”的大忌。

　　所谓“十恶”是指封建社会十项最重的罪，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恶逆等等。这十项罪名都是直接对抗君权、神权、父权和夫权，就是我们讲的三纲五常，是不能抗衡的。

　　“十恶”是不能赦免的，所以叫十恶不赦，犯了这种罪，就一定要严判。长孙无忌带刀闯进宫里可能威胁到皇帝的安危，起码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

　　闻声而出的唐太宗更是觉得当头一棒，他比谁都清楚长孙无忌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可是知法犯法又是他最深恶痛绝的。纵然长孙无忌是无心之举，可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也难辞其咎。无奈的唐太宗意识到，想要为爱臣脱罪，还得依靠法律，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救命稻草，那就是“八议”。

　　西周，就有八辟的说法。八议从八辟而来，是指八种人犯罪，官员不能直接审理，而要报给皇帝，经皇帝和大臣们协商之后，皇帝批准之后才能够处理。

　　议亲、议故、议勤、议贤、议宾等等八种人显然是特殊的八种人。如“亲”是皇帝的亲戚，“故”是皇帝的旧交。实际上，八议制度确立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原则，给了贵族官僚一个很大的特权。

　　长孙无忌是皇后的哥哥，是皇亲国戚，事实上，按照“八议”的标准，他符合其中七项。很快，唐太宗就召集了诸位大臣共同商议对此事的判决，最终罚了长孙无忌20斤铜钱了事。这个案子也给了唐太宗一个深刻的教训。他意识到，简明的法令虽然有助于推行，但是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难免因为个人对法条的不同理解而造成偏颇和武断。

　　究竟怎样才能制定一部两全其美的法典?这是唐太宗和他的继任者唐高宗思考的问题。

　　《唐律疏议》

　　公元651年，一部由长孙无忌带领众多律学专家耗时24年编撰而成的法典终于完成，两年后，长孙无忌又将对条文解释的“疏议”附上，颁行天下，史称《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十二篇，这个结构传承自南北朝时期的法典结构，并经过变化而来，相当严谨。从渊源上来说，它继承于北齐律十二篇，且这十二篇的第一篇叫名例律，名例律类似于后来我们法典中的总则性内容。名例律规定传统法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五刑、十恶、八议等最重要的内容。

　　唐律一共是500条，从立法技术上来衡量，它的条文之间的逻辑非常严密。后人对唐律有一个总括性的评价，就是在有关罪名的设定上，它很严谨，但是在具体的用刑上，它又尽可能体现王朝主张的宽恕之意。

　　《唐律疏议》作为权威的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很大的便利，各级司法部门因为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而造成的误判情况大为减少。

　　唐以后的法典，基本上都是遵循唐律，比如说唐以后的宋刑统，在基本结构和主要的律文内容上和唐律没有太大的出入。后人评价明清律说，十之七八也是唐律。唐律的影响还扩及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比如在近代以前，朝鲜和今天的越南(当时叫安南)以及日本，都主要仿照唐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