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官员腐败的恶性假定 才能防止官员腐败

　　据荆州市检察院向《长江商报》披露：从1997年至2005年，杨政法在担任公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以礼尚往来的“感谢费”、“关照费”等名义，先后122次收受贿赂296万余元，截留县政府资金392万余元，供自己炒股和挥霍。

　　以礼尚往来的感谢费、关照费等名义，先后122次收受贿赂296万余元的杨政法，还有另一个侧面：孝子、口碑并不烂等。当然，礼尚往来下的感谢费、关照费无法掩盖官员腐败的本质，不过从深层次上说，折射的却是对策普遍化。何谓对策普遍化？这是指为了团体、个人的利益寻求别人，特别刻意寻求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帮助，以期实现在正常的办事程序和规章中无法获取的便利或者利益，并使这种行为经常化和普遍化。对策普遍化是一种亚社会规则，我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对策普遍化的问题，一是因为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治运作的惯性力影响，二是法制建设的不完善，使公民守法、公民用法未得到全面认同，三是社会上存在使用对策违规操作成功获利的榜样引诱力，四是社会偏见把违规操作为他人牟利视为一种道德行为，加快了对策普遍化的进程。对策普遍化是游离于社会主流法制意识之外的亚社会运行规则，是致使掌握公权者腐败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这个因素常常以人情、扶助相帮、道德、义气的幌子来撕裂官员廉洁的防线，促使掌握公权者腐败。

　　杨政法的腐败行为是对策普遍化下的腐败行为，再次启示我们，必须理性认识官员的人性。“总统是靠不住的”这句话曾经流行一时，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包括官员在内都是自利性的，如果没有监督，尤其是没有制度的监管，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正如托克维尔在总结美国的民情时所说，美国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最接近权力，也更有可能是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制约他们，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抱回家。

　　2004年中国内地“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排名全球第71位。透明国际亚太区（含中国）项目官员认为可趁之机的存在和监管缺失才是滋生腐败的真正温床。那么，为了防止对策普遍化下的腐败行为，必须改善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的人性论假设。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在根本上不能摆脱对人性的判定。我们经常把官员看作圣人，相信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常常忽视制度的作用。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政治市场的主体和经济市场的主体一样，会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认识到官员的经济理性人一面，才能设计出一种空隙越来越少的好制度。好制度的功能是让个体有继续行善的积极性，而没有为恶的积极性。为此，我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其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正因为如此，需要在设计规章制度时加以考虑。

　　杨政法的腐败行为告诉我们，对官员持性恶的假定，才能防止官员腐败。

　　中华工商时报